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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強國的法律保障:加強我國翻譯立法的思考
作者:中國翻譯協會    發布于:2013-03-19 23:04:43    文字:【】【】【
摘要:翻譯是全球化時代文化交際與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加強翻譯立法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法律保障。現階段,我國翻譯立法嚴重滯后并影響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翻譯服務無法有效地將翻譯連接知識與權力的紐帶作用轉化為增強國家文化話語的政治優勢。推進中國翻譯立法,應當以服務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為立法指導思想,明確立法調整的對象、范圍及重點,處理好翻譯產業與翻譯事業的關系,維護譯者著作權,以及建立相應的行業準入標準和從業人員資質認證體系。

文化強國的法律保障:加強我國翻譯立法的思考

——基于文化語境下翻譯與權力關系的考察

王隆文  四川大學

        摘要:翻譯是全球化時代文化交際與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加強翻譯立法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法律保障。現階段,我國翻譯立法嚴重滯后并影響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的實施,翻譯服務無法有效地將翻譯連接知識與權力的紐帶作用轉化為增強國家文化話語的政治優勢。推進中國翻譯立法,應當以服務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為立法指導思想,明確立法調整的對象、范圍及重點,處理好翻譯產業與翻譯事業的關系,維護譯者著作權,以及建立相應的行業準入標準和從業人員資質認證體系。

        關鍵詞:翻譯立法;文化強國戰略;翻譯與權力;文化話語

        中圖分類號:H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73X201206-0060-04

        翻譯研究不可避免地會探討文本實踐中的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反映了更大的文化語境中的權力結構(Bassnett1990:21)。

                                                        ——蘇珊?巴斯內特

        中國翻譯行業的蓬勃發展同中國法治進程的加快,大致都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然而,二者在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巨大社會變革中長期未能找到“交集”。“翻譯立法”這一嶄新命題所蘊含的政治意義及戰略價值似乎還未置于中國的語境之下進行過審慎而又全面的討論。“知識與權力話語”、“翻譯的政治”、“翻譯與權力”等諸如此類關于語言、知識、權力之間關系的討論早已因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蘇珊?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等西方學者有關理論的傳播,得以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廣泛的思想對話與交融,并與有關國家的翻譯立法進程及文化話語相得益彰。然而,國內學界僅將他們的思想與理論觀點束之學術之高閣,尚未將其納入文化語境下對中國的翻譯立法問題進行探討。鑒于此,結合中國在國際文化話語爭奪中的有關情勢,對構建我國翻譯立法的思考如下:

        一、翻譯立法是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的法律保障

        2011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外文局副局長黃友義先生提交了有關翻譯立法的提案,《中國翻譯》此后刊發了該提案的有關內容(以下統稱“黃文”)①。黃文有關翻譯立法的倡議在理論界及實務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引起這種反響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翻譯立法”這一嶄新的命題涵蓋了所有翻譯學人、翻譯實務工作者的價值、利益和關切,亦能與外交、法律、經濟等相關領域發出的聲音產生共鳴;二是黃文中關于立法保障翻譯行業發展的觀點及論證,留下了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空間。黃文提出,“翻譯工作成為國家軟硬實力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命題置于中國所處的國內、國際環境之下,仍有待進一步的解讀。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力量加速重組、分化的過程中,文化話語是大國施展國際影響的重要過程和手段,翻譯貫穿著上述過程的每一個環節或場景。翻譯早已不只是一項“技藝”,也不只是一項產業。翻譯所蘊含的國家權力策略的安排,昭示著翻譯立法的目的并不僅僅是促進行業發展或規范翻譯服務市場,更應著眼于如何讓中國的文化及政策、制度下隱含的價值在多元文化語境下更為精準、貼切地被他人接受、認可或包容。翻譯立法應致力于達到以下目的:

        (一)提高翻譯服務質量,增強文化交流效果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譯發生的本源,翻譯是文化交流的產物,翻譯活動離不開文化(王克非,1997:2)。翻譯作為中國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橋梁,其重要性不僅在于通過譯入語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更在于它是減少中國文化與多元文化之間“隔閡”的有效辦法。隨著國際政治經濟網絡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不斷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翻譯內容由傳統的文學名著、社科經典、官方文件為主逐步轉向囊括國際政治、經濟往來、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廣播通訊、貿易旅游等各方面的實用文獻,成為國家文化資訊、信息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我國翻譯立法的缺失,加之翻譯產業產出的種類齊全、豐富多樣的資訊、信息數量上的爆炸式增長,以及內容上官方與民間相互交織的特點,凸顯了通過立法提高翻譯質量,服務國家文化交流活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二)規范翻譯市場管理,維護國家海外利益

        翻譯活動,尤其是非文學翻譯活動,包括筆譯和口譯,也正在演變成為一種純粹的市場商業行為(謝天振,2011)。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我國工商部門注冊的翻譯公司有兩萬多家,其中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成立的公司僅占7%90年代成立的翻譯公司占24.7%2000年以后成立的公司占60%(黃友義,2011:29)。隨著翻譯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加之翻譯行業延伸的龐大的翻譯培訓、翻譯技術工具開發和咨詢服務,翻譯產值呈幾何數級的擴大態勢。國家作為市場經濟的調控者,促進翻譯市場管理立法,符合行業有序發展的長遠需要,亦能在國際文化話語爭鋒交流日益激烈的情況下有效維護我國的海外利益。隨著新興科技平臺不斷運用于日常通訊,社會大眾借助高效、快捷的新媒體參與政治生活,對一國乃至地區重大政治經濟事件的影響不容低估,因而重視政治精英的傳統方法已無法涵蓋國家對外和平發展所需的全部戰略利益。因此,開展公共外交的過程中通過翻譯實施的高質量的對外宣傳活動在對象國民眾中贏得對我國有關政策的價值、理念的認同顯得尤為必要,翻譯納入實現國家海外利益的策略順應了當下及未來國際權力競爭模式的轉變。

        (三)完善翻譯行業制度,增強國家大化話語

        知識權力作為當前國際話語權實現的主流方式,隨著國際社會相互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所爆發出的能量無法估量,而翻譯活動正是這種能量得以施展的重要手段。翻譯語言不再是中立的交流媒介,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緊密相連(Mtiller2007:2070翻譯使我們察覺到,本身不占支配性和強制性的知識產生的環境帶有深刻的政治烙印,并映襯著權力的考量、定位及實現的策略(Alvarez2007:10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翻譯活動由之前的個人自主或政府、組織委托的偶然性、零散性活動不斷轉變為翻譯各種實用文獻為主的高度職業化活動。然而,當前翻譯活動的職業化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規范支撐,既凸顯了譯者無法獲得適應職業化要求的主體地位,又反襯出社會忽視了翻譯活動在增強國家文化話語中的經久能量。在全球化語境之下,高水平的翻譯人才隊伍是增強國家文化話語的必要保障。翻譯的職業化對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增強自身話語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中國模式”所包括的整套知識、制度及權力策略都能通過翻譯活動潛移默化地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得以“再現”。

        二、影響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的翻譯立法滯后問題

        (―)缺乏嚴格的翻譯企業準入門檻,行業服務社會效果降低

        同法律、醫療、建筑等行業類似,翻譯是高度專業化、精細化和技術化的行業。然而,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翻譯企業的注冊規定特別準入條件。例如,只要符合《公司法》有關有限責任公司設立所規定的法定人數、出資最低限額、企業章程、辦公場所等基本條件②,就可以合法地開設翻譯公司。據國家工商部門的統計資料,全國注冊的近兩萬家翻譯企業絕大多數注冊規模較小,注冊資金在千萬以上的不到總量的1%(黃友義,2011:29)。翻譯企業的低準入門檻,加之互聯網快速發展過程中法律監管的漏澗,導致高水平翻譯人員缺乏、資金不足的小型翻譯公司以及大量無證經營的承接翻譯工作的網店充斥于高度專業化的翻譯行業競爭大流中,行業發展的技術、人力、資金等資源難以有效整合,無法有效實現行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效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翻譯公司大量出現集中在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000年以后(84.5%的翻譯公司是90年代以后成立,如前文述),相比《公司法》制定時(1993年頒布)的立法調整對象基本屬于新事物。社會對新事物特殊性的認知本身需要一定時間,針對新事物或特定事物有別于同類對象的特殊性,立法實踐中一般遵循的是制定特別規定或專門法律的通例,這也符合保險、建筑、證券等行業法規規定特別準入門檻的立法目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司法》有關有限責任公司設立的規定完全作為適用翻譯公司注冊的法律依據不盡合理。

        (二)缺乏規笵的從業人員資質認證,翻譯服務質量有待提高

        當前,翻譯工作推動社會發展及服務國家文化強國戰略實施的重要性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關注,在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原作中心論的誤導下陷于“懂外語就能做翻譯”的誤區,包括翻譯工作者在內的各方主體普遍還將翻譯工作定位于提供基于雇傭性質的服務,未充分認識到中西語文之間只有百分之四十多的對等(許淵沖,2005:63-64),翻譯需要在兩種或多種語言之間進行轉化、加工的二次創作或再創作。這種認識誤區導致“人們從不把翻譯看成是創造性的工作,對翻譯的衡量也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使人們低估翻譯的價值,降低翻譯的標準,從而從根本上毀滅翻譯的藝術”(廖七一,2001:333)。同律師、會計、醫療等專業性行業不同,我國對翻譯從業人員尚未設置剛性或強制性的資質認證,加之我國翻譯市場需求與翻譯人才短缺的矛盾短期內無法得到有效緩解③,客觀上為不具備翻譯資質或缺乏專業翻譯技能的“兼職翻譯”或“業余翻譯”從事翻譯提供了便利條件,導致整體的翻譯質量參差不齊,錯譯、誤譯加重了社會治理的負擔。例如,翻譯質量低劣的各類紙質出版物、影視作品、各種形式的實用文獻在市場上的廣泛傳播,以及飯店、景點、商場等公共場所或窗口行業的公示語翻譯錯誤或不規范的外文標識直接對國家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對外貿易合同及國內翻譯承攬合同中因翻譯質量問題引發的糾紛逐年上升,給國家和企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涉及少數民族語言的法庭口譯和醫學口譯無法適應實際工作需要,在內地法院處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刑事案件時,或當少數民族需要醫療口譯服務時,通常只是隨機從當地高校中找少數民族學生臨時充當法庭口譯或醫學口譯,既無法律或醫學方面的知識,更沒經過相關口譯培訓,口譯質量難以保證。

        (三)缺乏統一高效的行業管理體制,行業管理服務能力不足

        翻譯行業由于散落于其他各個行業當中,并不像律師、建筑、會計等行業有專門的歸口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監管,加之相應立法空白以及行業協會自律能力的不足,導致翻譯市場相對于其他行業呈現出較為混亂、無序的局面,各種惡性競爭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合法化”,進而出現物價上漲情況下翻譯價格“不升反降”的特殊現象。中國翻譯協會(以下簡稱“譯協”)盡管是唯一的全國性翻譯社團組織,但是與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等職業協會的本質區別在于:其對行業并不具備實質性和約束性的公共行政管理權限,僅能對行業進行指導。究其原因關鍵在于,譯協并非是像其他職業協會那樣屬于“壟斷性組織”,即“社員對社團的依賴達到了幾乎喪失選擇自由的程度”(袁曙宏,2003:70),社團對社員的懲戒行為(例如“除名”)將直接導致社員工作權的剝奪。與此相反的是,譯協并沒有有關法律、法規授權對行業行使社會行政管理權,在沒有強制實行從業人員資質認證的情況下,基于社員權力讓渡形成的懲戒權嚴重縮水,社員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④,對社員的“除名”或“一定期限內吊銷執照”都無法使其喪失從業的機會或資格。基于此,針對翻譯行業的市場監管,呈現出政府行政管理與行業社會行政管理的雙重不足狀態,即由于立法缺失的原因,既無法律上明確的行政主管部門對行業發展進行監管,又無法律、法規授權行會組織行使社會行政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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