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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文化詞的翻譯與文化補償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12-21 08:45:01    文字:【】【】【
摘要:典籍翻譯中常遇的難點之一就是傳統文化詞的傳譯問題,故對如何傳譯文化詞豐富文化意蘊的具體技巧和補償策略進行梳理和總結不但有利于典籍翻譯的順利開展,也有利于減少或避免文化損失,達到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之目的。

典籍文化詞的翻譯與文化補償

江蘇無錫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朱義華

【摘要】典籍翻譯中常遇的難點之一就是傳統文化詞的傳譯問題,故對如何傳譯文化詞豐富文化意蘊的具體技巧和補償策略進行梳理和總結不但有利于典籍翻譯的順利開展,也有利于減少或避免文化損失,達到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之目的。

【關鍵詞】典籍翻譯;文化詞;文化補償

1、導言

隨著對外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國別文學與世界文學互動與交流將大大加強。為了獲取平等交流的話語權,我們必須加大文化資本的輸出,即加大民族特色濃郁的文學文化經典作品的譯介,而不只限于引入西方作品。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沖破國別文學與總體文學的界限,積極參與世界文學文化體系的構建。而傳統文化典籍則是國別文學的經典之作,也是文學文化的精粹所在,如何翻譯它們來弘揚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并參與世界文學文化多元系統的建構不但是翻譯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范疇,而且還是開展平等對外交流的前提與保障。

2、典籍翻譯與文化詞

文化典籍翻譯主要是指中國歷代文學、哲學、史學、藝術等領域的經典之作的對外翻譯(包括中國人和外國人的譯作)及其翻譯研究(包括文本批評和理論問題研究)(王宏印,200348)。因此文化典籍英譯研究也就相應包括對典籍的具體翻譯操作和相關的理論研究兩大部分,而本文則主要是從前一層面來探討的。文化詞,顧名思義為與某一文化相關的詞語,但并非所有與某一文化相關的詞都能歸入傳統文化詞的范疇,這是由于“文化”一詞的外延太廣所致。為此,我們不妨先從一個看似無關的命題“中國英語(China English)”著手。李文中(1993)認為“中國英語”同英國英語和美國英語一樣是英語的一種國別變體(variety),它不同于“中式英語(Chinese English)”或“中國式英語”(Chinglish),它是以規范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干擾,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諸手段進人英語交際而具有中國特點的詞匯、句式和語篇。其他學者,如汪榕培(1991),杜爭鳴(1998),姜亞軍,杜瑞清(20012003)等也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中國英語”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是用來表達中華民族文化中特有事物特色的,一種在中國本土化的英語變體。如果我們對“中國英語”中的詞匯部分進行逆向推理,找出他們在漢語文化中對應的原型,就可以得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即廣義上的文化詞。而本文將探討的文化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中國歷代典籍中出現的傳統文化詞。綜上所述,傳統文化詞指的是出現在中國歷代文化典籍中,字詞或短語層面上的一個形式簡單而具有深厚文化意藴的符號單位,如儒家學派所信奉的“仁”、“義”、“禮”,道家倡導的“道”、“德”、“無為”,中醫基本理論的核心“陰”、“陽”、“氣”等。

3、文化補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一方面,翻譯是兩種語言溝通的橋梁,而語言又是文化的載體,因而譯者在翻譯源語時也必然是在譯介和傳播源語所體現的文化。蘇珊?巴斯內特(2001)提出了“文化種子移植”的概念,強調了對古典詩歌的譯介意義以及翻譯研究對文化輸出的重要性。而蔣堅松(2001)也突出了典籍翻譯的文化交流價值,同時也體現了其_譯的難處所在,他指出:“中國古籍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結晶,它在思想內容、語言形式、文化意蘊等方面都有不同于現代作品的特點。如果說一般的翻譯要溝通兩種不同的語言、文化和受眾,那么古籍作品的翻譯則要跨越時間去溝通。”換言之,典籍翻譯是一種跨時空跨文化的交流活動,譯者在翻譯文化典籍時必須對源語語境中的每個字詞進行考據,特別是要對文化詞進行明確的厘定,只有深諳其文化意蘊以后才能產生傳神達意的譯文。然而,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文化意蘊的傳達必然會成為文化典籍翻譯中的難點和障礙。故在譯入語表達階段采取文化補償手段,對充分傳達源文本的文化意蘊和幫助異域讀者跨越審美障礙尤為重要。

另一方面,任何一個翻譯過程都是源語文本逐漸改寫成譯入語文本并在新語境下獲得新生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對文化詞的譯介往往會出現“文化缺場(culturaldefault)”所謂“不可譯”現象,即一種語言文化背景下的某些概念或表達方式只能部分或根本不能在不損害文化意蘊的前提下映射到另一種語言文化情境中。此時采取文化補償措施尤有必要,因為典籍作品中文化詞的文化負載往往重于語義負載,若不補救,造成文化缺損:不能傳神達意姑且不論,異域讀者可能感1:不出源文本文化獨特性而喪失閱讀的興趣。這將不利于國別文學的輸出以及平等參與世界文化的互動與交流。

4、文化詞傳譯的文化補償措施

秦文化典籍是中國傳統文化全面、集中的體現,因而對其翻譯應兼顧文本與文化,尤其是文化詞的譯介是典籍翻譯成功的關鍵之一(朱義華 王宏,2005)。即使譯者對源文本有了較為客觀準確的理解,但由于中西語言(尤其是古漢語與現代英語),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翻譯時可能造成或語義或文化或兩者兼有的損失,必須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文化補償手段,具體可歸納如下:

4.1對等替代法 文化典籍的有些文化詞與術i吾在翻譯時可以從譯入語中找到對等的語言表方式,且不失文化意蘊,此法為文化補償的最佳手段。譯者應盡量先嘗試用對等概念或表達方式來傳譯,減輕讀者閱讀時的理解負擔。如“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譯為:Know that to give is to take and this is the golden rule of government(王宏印,1998110),其中“與之為取”與“寶”的譯法既傳譯出了其文化意蘊,又符合英語文化的認知方式與行文習慣,可謂一石雙鳥。

4.2加注法 此補償手段是“文化缺場”時傳譯文化詞的慣用策略,可直譯加注或音譯加注,其中的注釋根據相關文化詞的功用與重要性可以采用同位注釋、腳注或尾注的形式,或釋其義、或釋其典故、或標出出處與相關文獻以供參考。如約翰?諾布洛克(John Knoblock)英譯《荀子》中“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為:“…it can eat dust and dirt above ground and drink from waters of the Yellow Springs below…”其中“黃泉”一詞的譯法采用了直譯加注的形式,其注解為:The Yellow Springsdeep under the earthwere where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went and so was another name for the under world。其實譯者把“黃泉”譯成the under worldthe nether world也未嘗不可,還可省去注釋的麻煩,但諾氏為了保留中國文化的風貌,不憚辛勞,取了直譯加注一途(蔣堅松,1999)。又如諾氏把“德”字譯成the devirtue,采用了音譯加同位注釋法。再如《皇帝內經》首部較完整的英譯本譯者伊爾扎?威斯女士(Ilza Veith)把《素問?生通天論》中的“其生五,其氣三,譯為:Life hasthe numberfivebreath hasthe numberthree。括號內添加(the number)使譯句通順。由于“五”在上下文中容易理解,指“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三”卻不易理解,故又在腳注中注明:“According to Wang Pingthe three factors arethe heavenly climatethe subtle spirit of the earthand good fortune(王冰注:‘三,謂天氣、地氣、運氣也。’)。”(施蘊中等,2002)同樣其他文化詞如“茱萸”、“笏”等的傳譯也可運用此法迎刃而解。

4.3音形義結合法 此法兼釋義、注音和給出漢字三種補償手段于一體,也包括釋義與漢字組合的形義法,這是典籍翻譯中采用的一種較獨特的文化補償措施,而在其他翻譯中不常見。古籍中的有些文化詞,言簡意賅,文化色彩濃厚,不同于或不止于字面的意義,又難以在譯人語中找到對應的表達方式,只好采取音形義結合法來彌補其他譯法可能帶來的文化缺損。如: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儒家所倡導的“仁、義、禮、智”等文化概念詞并非通常的三言兩語能解釋得清楚,于是可采用音形義結合法。Derk Boode將其譯為: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human-heartednessjen仁);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beginning of righteousnessi義);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yield is the beginning of proprietyli禮);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chih智)(王宏印,199873)。又如“帝曰:何謂神?”(《素問?八正神明論》)譯為:The emperor askedAnd what is meant by shen(神),the spirit?”(出處同上)。“神”字內涵豐富,難以用某一英文概念傳達,故譯者音譯后注明了原漢字,但這似乎又加重了譯文讀者理解時的負荷,因而再添上釋義,力求兼顧文化和讀者兩方面的因素。

4.4明晰化 中國古典戲劇與戲曲對其劇中人物和角色都有特定的稱謂文化詞,如:生、旦、末、凈、丑分別代指戲中的男性、婦女、中年男子、花臉與滑稽角色。如果照指稱意義直譯,除非劇中只有一人充當其角色,否則讀者將因身份指稱不明而不知言出誰家之口。汪榕培(2000)在英譯《牡丹亭》時采用的就是明晰化的補償手段,即標出各角色具體指稱的戲劇人物,以人物的名字代替生、旦、末、凈、丑等特定稱謂文化詞來消除因人物身份混淆而導致的文本誤解和文化誤讀。此法也適用于古典戲劇中的其他一些文化術語,如:“介”,也稱“科介”。凡是“介”字之前的文字,相當于我們現代的“舞臺說明”或“舞臺指示"stage direction),即表示劇中人物或演出角色的動作或表情或二者兼有,此時唯有把其對應的動作或表情具體明晰地譯出才能做到傳神達意。下面四則選自汪譯《牡丹亭》:

a[扯外介] []扯、扯、扯,做泰山倒了架。

Pull at Du Bao

Pullpullpull

The father-in-law has to be cool.

b[扯生手,按生肩介] 好好好,包著你玉帶腰身把玉手叉。

Pulls at Liu Mengmei’s hand and presses his shoulder

Nownownow

By pressing your shoulderI’ll force you to bow.

[指末介]你、你、你,待求官,報言則把口皮喳。

Points at Chen Zuiliang

Youyouyou

You have indeed much ado.

[丑見介]狀元恭喜了。

Greets Liu Mengmei

Congratulations to youNumber-one Scholar.

4.5模糊化 對于一些無關要旨的事物和文化詞,有時只需譯出其大意即可,而文化特征不必譯出,譯者可大膽進行模糊化處理。如《詩經?有女同聲》篇有這樣一句有女同書,顏如舜華……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華”、“舜英”皆指“芙蓉花”,譯成like a blossom or like a flower即達“花容月貌”之意(汪榕培,1997218),而具體譯成like a hibiscus英文讀者反而很難捕捉到貌美的文化意蘊。另外,中國文化典籍中的數字大多是以實代虛,翻譯時切忌三思而后行,故諾布洛克將“(楚)分而為三四”譯成:the state of Chu was partitioned,而不是拘泥于字面譯成:was divided in three and four partswas partitioned three or four times,這實際上也是一個諳熟中國文化底蘊的譯者舸作的模糊化處理。有時對數字的模糊化處理更能傳神達意,且看王之渙《登鸛鵲樓》中“更上一層樓”的三種譯文(見李正栓,2002):

a  You simply climb up a storey higher.(徐忠杰譯)

b  I’m ascending one more storey of the tower.(林健民譯)

c   You an enjoy a grander sight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許淵沖譯)

徐譯和林譯均采用了實譯數字的方法,似是忠實而實則不然,意不美,境不遠。而許譯則意譯,對數字進行模糊化處理,既忠實、達?意,又傳神,真正體現并達到了他“音美、形美、意美”的標準。

?結論

典籍翻譯中反映民族傳統文化概念的文化詞隨處可見,為了傳神達意地再現原文,在翻譯文化詞時采取一定的文化補償手段有其重要性也有其必要性。采取文化補償措施不但可以再現文化意蘊和減少文化缺損,而且減少讀者閱讀和審美負荷,從而加速文化的輸出與傳播,并最終促生國別文學和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學、文化的平等交流與對話,積極參與世界文學文化多元系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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