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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述評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08-13 23:01:46    文字:【】【】【
摘要:雖然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已然存在的事實,但在中國翻譯界卻對此有各種爭論甚至責難。可能的原因除了傳統研究思路太過根深蒂固,這個概念本身缺乏明確界定以及學界對這個概念的內涵和發展史不甚了了,也是造成混亂的重要根源。鑒于此,本文嘗試在清理“文化轉向”概念流變史的基礎上,指出它對于翻譯學的巨大積極意義,并澄清我國學界一些誤解以利于翻譯學的健康發展。

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述評

上海海事大學外國語學院何紹斌

【摘要】雖然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是已然存在的事實,但在中國翻譯界卻對此有各種爭論甚至責難。可能的原因除了傳統研究思路太過根深蒂固,這個概念本身缺乏明確界定以及學界對這個概念的內涵和發展史不甚了了,也是造成混亂的重要根源。鑒于此,本文嘗試在清理“文化轉向”概念流變史的基礎上,指出它對于翻譯學的巨大積極意義,并澄清我國學界一些誤解以利于翻譯學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翻譯研究;文化轉向;誤解;反思

一、引語

可以說翻譯研究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說它古老,是就“研究”一詞的寬泛意義而言的,因為有文字記載的翻譯活動已經有至少兩千多年的歷史,其間任何關于翻譯問題的討論都可以說是一種“研究”;說它年輕,是在現代學術體制意義上來用“研究”一詞,這樣的研究必然具有系統化、理論化和可重復、可預測等現代學科特征,而理論化、系統化的翻譯研究是伴隨語言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興盛而誕生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現代意義上的翻譯研究是語言學研究的“副產品”。然而,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翻譯研究如同其他任何人文社會學科一樣,在發展歷程中必然出現研究焦點和視角的轉變。事實也的確如此,概而言之,20世紀70年代以前,翻譯問題基本上都是在語言學框架內討論的,姑且稱之為“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范式”;70年代至80年代,一批原先從.事文學研究尤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在當時日新月異的文論基礎上,從文學影響和接受的角度重新闡釋接受文化語境中的翻譯文學,從而把翻譯研究的焦點從微觀的文本內語言意義的求索轉向對翻譯文本制作和流通的歷史和文化語境的叩問,或可稱之為“翻譯研究的文學范式”;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人文社科領域的新思潮層出不窮,尤其是隨著文化批評的新銳觀念的流行,翻譯研究領出現了聲勢浩大的“文化轉向”。“文化轉向”的潮流雖然首先出現在西方學術界,但由于全球化的慣性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屆自晚清以來向西取經的傳統,中國翻譯研究界也自然加入這股“文化轉向”的大潮,盡管我們在吸收利用這股思潮時加入了許多中國特色,但問題也由此而來。

正如有學者所觀察的那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在中國已經是必然存在的事實,(呂俊,200454)但其引發的爭論、誤解和誤釋,甚至無端詰難也同樣甚囂塵上。當然,同樣情況在西方譯論界也并非沒有,只不過遠沒有中國譯論界那樣勢若水火。值得一提是,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譯論界,雖然人們頻繁使用“文化轉向”這個概念,但鮮有對概念本身的界定和疏解,這也可能是引起混亂的原因吧。鑒于此,本文試圖梳理“文化轉向”概念的由來、內涵、未來可能走向以及它在中國譯論引起的誤解,為翻譯學的獨立學科地位增添一個小小的注腳。

    二、“文化轉向”的由來與內涵

1.對傳統研究模式的反思

所謂“轉向”,無非是研究焦點和視角的調整變化。《圣經》中關于“巴別塔”(Tower of Babel)的傳說被一代又一代翻譯論者引申為翻譯必要性的隱喻,因為“Babel”在希伯來語中本意是“變亂”,即變亂人們的語言,使之無法互相交流。但這個故事也同時昭示了自古以來人們的翻譯觀,即翻譯問題無非是語言問題,或者說語言理解、轉換和表達的技術性工作。即使到了20世紀50年代,翻譯問題被放在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中進行條理化和體系化,翻譯研究由原來的零散的、感悟式的言說狀態逐漸向理論化的學科過渡,但正如一位中國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語言學派的翻譯研究關注的全部問題可以歸結為“怎么譯?”的問題。(謝天振,20032420世紀中期的一些代表性翻譯論理論家如美國的奈達(Eugene Nida),英國的卡特福德(J. C. Catford)和紐馬克(Peter Newmark),前蘇聯的巴爾胡達羅夫等,他們的著述無不如此。

語言學派翻譯理論遭后人垢病的地方首先是其結構主義式的意義觀,把文本視為封閉的結構,相信意義的確定性,即由作者通過語言規律預設在語言結構中,而譯者和讀者的任務就是在字里行間尋找文本的意義(to read between lines),并由此衍生出一套相應的評

價標準和操作策略。首要的觀點是“忠于原文”。這一觀念古已有之,其理論預是語言間的“絕對對稱”,還有就是語言的“透明性”、(transparency)(Venuti1995)或“同質性”(homogeneity)。在“忠實”翻譯觀的影響下,又產生了一系列相應假設。其一:譯文是原文的“模仿”、“摹本”,由此產生的關于譯文和譯者的喻說如“不忠實的美女”(bglle infidele,法國翻譯評論家MenagePerrot D’Ablancourt譯文語)、“仆人”(法國作家Mfidame de la Fayette,學者Charles Batteux都曾有此說)(譚載喜,2000111124)及“奴隸”(a toiler on another mans plantation,英國桂冠詩人John Dryden語)(Bassnettin Alvarez &Vidal199616)等,都暗含不言而喻的等級關系。其二:由于譯者的工作僅僅是把凝結在原文中的意義搬到另一語言中,其角色和搬運工相差無幾,始終處于原作者的陰影里,毫無創造性可言。另外,語言學派的翻譯理論排除了翻譯活動的具體社會歷史語境,忽視意義的產生、解讀和接受的歷史性,更看不到翻譯作為一項跨文化活動所具有的建構和顛覆功能。總之,這是一種理想狀態的翻譯理論,是在文本內部進行的微觀研究。

對于語言學派翻譯觀的反駁早在其影響日隆時就開始了。1953John McFarlane在其論文“Modes of Translation”中指出,如果是因為翻譯沒能滿足我們的期望而鄙棄它,那是由于我們的期望不合理。不是翻譯本身有多糟糕或譯者的無能,而是我們看待翻譯及其可行性的方法有問題。翻譯不可能做到十足準確(total accuracy),因為誰也說不清楚十足準確是什么樣子。(Hermans199917-9)十年后,Mcfarlane的見解才得到一批捷克和斯洛伐克學者如JinLevyFrantisek MikoAnto Popovic等人的響應。他們沿著俄國形式主義者的思路,用系統的觀點考察文學翻譯。在其1963年出版的Literary Translation一書中,Levy沒有像當時語言學派的分析那樣從語言的差異入手,而是把注意力轉向下列問題:譯者的歷史和社會角色;不同文學階段和民族傳統的詩學差異;某些規范(norms)和看待翻譯的態度對翻譯策略的影響。Popovic提出翻譯是“元交流”(meta-communication)的一種形式,元交流包括各種對源文學文本的加工(processing)或操控(manipulation),即元文本(meta-text),如轉寫(transcription)、剽竊(plagiarism)、偽造(forgery)、戲仿(parody)、意釋(paraphrase)?和翻譯(translation)等。(ibid21-5)由此不難看出,后來I.Eyen-Zohar G. TouryA. Lefevere等人的思想決非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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