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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翻譯研究幾個熱點問題的思考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08-09 17:16:39    文字:【】【】【
摘要: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影響翻譯活動的文化、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等宏觀因素。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本文探討了翻譯的定義、翻譯研究范圍的劃分、譯者的作用、文本有無原意、能否被復原等當前翻譯研究的熱點問題并提出翻譯應劃分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翻譯研究應在多元體系的參照下有所偏重,偏重內向型本體研究,尤其是文本研究。

對當前翻譯研究幾個熱點問題的思考

 

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研究所 王宏

蘇州職業大學實用外語系 劉偉

【摘要】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影響翻譯活動的文化、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等宏觀因素。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本文探討了翻譯的定義、翻譯研究范圍的劃分、譯者的作用、文本有無原意、能否被復原等當前翻譯研究的熱點問題并提出翻譯應劃分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翻譯研究應在多元體系的參照下有所偏重,偏重內向型本體研究,尤其是文本研究。

【關鍵詞】翻譯研究;翻譯;譯者;文本

0?緣起

受文化研究、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等的影響,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擴大了翻譯研究范圍,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影響翻譯活動的政治、權利和意識形態等宏觀因素,比如:翻譯與權力的關系、翻譯與性別的關系、翻譯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翻譯與倫理學的關系等。當代西方翻譯研究更為注重翻譯過程和譯作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翻譯的外部環境以及翻譯行為與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關系(Gentzler2004187-203),更為注重譯者的作用,更為注重譯作的效果而不是其內在文本結構。例如:翻譯不一定要忠實,卻必須達到目的(目的論);翻譯由多種社會文化因素決定,原文只是其中之一(多元系統論);原文與譯文的二分法必須否定(解構主義);原文至上的觀念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女性主義);譯者有權對原文進行操控(操控學派);翻譯是為權力服務的(多元系統論、后殖民主義);翻譯激活了一種新的后殖民語言(巴西食人主義)。當代西方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使我們對翻譯的復雜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促使我們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考。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方面,翻譯研究的領域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面,翻譯自身的一些孩心概念仍有待澄清。具體講,今天我們談到的中西方翻譯研究仍然是一個流派林立、眾說紛紜的學術領域。許鈞教授曾無不憂慮地指出“最為值得注意的是,翻譯研究在引進各種理論的同時,有一種被吞食、并吞的傾向,翻譯研究的領域看似在不斷擴大,但在翻譯從邊沿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卻潛伏著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險。”(許鈞,200356)國內的其他專家、教授近來也先后撰書撰文表達了對翻譯研究自“文化轉向”后面臨的諸多問題的看法(楊自儉,2005;呂俊,2006;方夢之,2006;趙彥春,2005;曹明倫,2006)。

筆者認為,當前翻譯研究有以下幾個熱點問題迫切需要解決:

1. 對翻譯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要澄清什么是翻譯,什么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因為這直接關系到翻譯的歸屬。

2. 對翻譯研究的范圍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需要弄清翻譯研究的內核和邊緣以及作為翻譯主體之一的譯者的權限。

3.文本有無原意,文本意義能否被復原和再現?這涉及到我們對翻譯策略、翻譯標準等一系列問題的態度。本文擬就以上三問題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見,不當之處,敬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1.什么是翻譯?什么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和寬泛意義上的翻譯?

對何謂翻譯,歷來眾說紛紜,從事翻譯教學的教師、致力于翻譯理論研究(包括純理論與應用理論)的研究者或者直接.投身翻譯實踐的譯者似乎都有各自的看法,這并不為奇,因為這種現象在其他領域同樣存在。比如,何為語言,這恐怕也是一個人言人殊的議題。但是,人們對語言的不同認識并沒有影響語言學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建立。自上世紀初索緒爾的劃時代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以來,語言學在短短100年左右的時間里已經在全球范圍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反觀翻譯研究,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仍處于草創時期,或前學科發展時期。其具體表現在:一、譯界學人對翻譯研究的范圍未達成共識;二、譯界學人對翻譯研究的途徑存在分歧并常常通過夸大分歧、人為地制造對立面或假想敵來為自己的研究鳴鑼開道;三、研究視野狹窄、盲目一邊倒、缺乏對不同意見的包容。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以上現象的產生?實際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結于翻譯這一概念本身的復雜。Munday20014-5)曾指出:作為術語使用的翻譯有三層含義:它可指翻譯研究、翻譯產品和翻譯行為。其實再細分下去,翻譯研究又可分為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宏觀研-究、微觀研究、描述性研究和規約性研究。翻譯產品涉及翻譯的方式(歸化、異化、雜合化)、種類(筆譯、口譯、通用翻譯、專f]用途翻譯、文學翻譯、非文學翻譯、語內、語際、符際翻譯,中譯外、外譯中)以及相關評判標準。(是以原文文本為中心,還是以譯文讀者的需求為中心?是以譯者為中心還是以委托者、贊助人或翻譯目的為中心?是協調各方利益,還是有所偏重?)翻譯行為涉及的因素就更復雜,既有權力、意識形態、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影響又有原作者、譯者、讀者、文本內部因素的制約等。

筆者認為,目前譯界對翻譯的分歧多源于對于翻譯行為的定位上,而這個問題又十分重要。人們從前對翻譯行為的定義顯然過于狹窄,多把翻譯定位在“語言之間的相互轉換”。如辭海對翻譯的定義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該定義既沒有涉及譯者該怎樣表達,也沒有涉及譯文的讀者和翻譯過程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派對翻譯行為的定義則十寬泛。如,視翻譯為改寫、操控,這就給了譯者很大的權力,使翻譯的本質屬性發生了變化。又如,視翻譯為一種泛文化行為,受社會、權力、意識形態等制約,這就使翻譯的范圍大大超越了其原來的邊界。筆者呼吁,有必要界定何謂嚴格意義上的翻譯,何謂寬泛意義上的翻譯。只有我們對上述概念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翻譯研究才能良性互動,全方位多角度地協調發展。筆者認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仍然屬于語言轉換,不過它應該是“以原文和原文作者的意圖為起點,受譯文讀者需求、譯者翻譯目的、譯入語文化所制約的語言轉換”。有鑒于此,嚴格意義上的翻譯要以原文為對照,受原文文本限制,如科技、法律文本的翻譯,參賽譯文等。這類譯文“既要經得起讀,又要經得起對”寬泛意義上的翻譯則是“以原文為參照,受贊助者、譯文讀者需求、譯者翻譯目的、譯入語文化所制約的跨文化交際活動”。也就是說,此類翻譯更多融入的是贊助者、譯文讀者需求、譯者翻譯目的和譯入語文化的制約。與原文文本相比,此類翻譯在內容、長度、文體、語氣等都可能有相當的變異,如某些文學體裁、對外宣傳材料的翻譯。就兩類翻譯而言,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屬于內向型的文本轉換,且能覆蓋大部分文體;寬泛意義的翻譯屬于外向型的文化翻譯,僅適用于部分文體和一些特殊的要求。做出這樣的區分,一是符合實際情況,二是有利于針對不同的翻譯行為開展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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