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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批評的危機與翻譯批評學的孕育
作者:管理員    發布于:2012-08-06 17:07:10    文字:【】【】【
摘要:本文指出自解構主義范式的譯學研究開展以來,翻譯批評出現了危機,作者分析了這一種現象,認為危機的根源并不在解構主義的研究范式,而在于我們原來對翻譯批評的狹隘認識。這種認識把我們的批評視野局限在文本之內與語言的形式上,而沒有認識到翻譯批評應是一種價值批評,即評價問題。它必然與社會、文化相關,因此,可以說是解構主義的思維范式為我們建立以價值學為指導的翻譯批評學提供了可貴的啟示。

翻譯批評的危機與翻譯批評學的孕育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呂俊

【摘要】本文指出自解構主義范式的譯學研究開展以來,翻譯批評出現了危機,作者分析了這一種現象,認為危機的根源并不在解構主義的研究范式,而在于我們原來對翻譯批評的狹隘認識。這種認識把我們的批評視野局限在文本之內與語言的形式上,而沒有認識到翻譯批評應是一種價值批評,即評價問題。它必然與社會、文化相關,因此,可以說是解構主義的思維范式為我們建立以價值學為指導的翻譯批評學提供了可貴的啟示。

【關鍵詞】翻譯批評危機;翻譯批評學;研究范式;價值哲學

 

―、翻譯批評所面臨的危機

 

作為人文科學的一個分支領域,翻譯學是離不開翻譯批評研究的,因為人文學科的研究方式不是實證性的,而是評價性的。它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自然科學的工作對象是可以脫離主體而存在的客體,它有著不依賴于主體的獨立性和內在規律性,具有非個體主體中心性質,即其研究結果可以通過實驗、計算、測量或邏輯推理等實證方法得到證實和檢驗,而且人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而人文科學則不然,它的客體是文本,是作者意志、情感等的符號化形式,是一種充滿主體性的自為性存在,有較強的個體主體中心性。而讀者只能通過內省的方式去體驗它和感受它,因此難免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的情況。因為內省只是一種直覺式的自我認知,不僅缺乏公共性,連主體間性都沒有,所以要檢驗這樣的成果,只能通過批評與評論的辦法,即通過協商、爭辯,以取得相對一致性的看法,這就是一個去個體主體中心化的過程,也就是評論和評價過程,所以這類學科我們稱之 為評價性學科。

翻譯學亦是如此,對其成果要通過批評的方法進行檢驗。因此,翻譯批評研究是翻譯學學科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

翻譯批評是伴隨翻譯活動而發生的,只要有翻譯活動,就總會有人對這一活動及其成果有所評論,這就產生了翻譯批評活動。例如,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與看法指出譯文忠實與不忠實,風格對等與不對等,譯文是否如原文一樣通順,等等。在一些相關學科知識進人譯學以后,人們又借用諸如語言學、文藝學、文化學等理論原則和方法對譯文進行檢驗,這些批評對保證譯文質量,提高翻譯水平起到很大的指導作用,同時也豐富了翻譯理論,促進了譯學與相關學科的融合,Peter Newmark 曾指出:“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an essential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 Newmark2001184]。因此,翻譯批評也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

但是,在翻譯學進入20世紀最后幾年時,翻譯批評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主要是因為翻譯研究的范式(paradigm)發生了變更。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翻譯研究領域是解構主義范式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范式以詮釋哲學為基礎,它拆解了結構,破壞了 系統,否定了中心,把研究的重點從結構內部轉向了外部,關注影響翻譯活動的外部因素。如意識形態、文化差異、權力操控等對翻譯的影響,并用對話理論揭示出意義并非先驗地確定而是在對話中生成的道理,指出原來所謂原文與譯文的等值性只是一種幻想,從而破除了文本意義確定論和文本間等值性轉換的神話。從此,人們開始懷疑翻譯批評在今天還有沒有客觀性,翻譯批評還有沒有標準,對話中的意義生成會不會導致相對主義,多元性批評會不會產生混亂,沒有了統一標準會不會“怎么都行”,甚至翻譯批評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如此等等,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翻譯批評的危機。

危機的出現往往是對傳統的觀念或習慣性思維的挑戰,是原來的理論缺陷或原來范式的選擇不當所造成的結果。危機同樣也會迫使我們對原來的理論依據,或思維方式或研究方法進行檢討和反思。

我們必須回顧這二十多年來譯學發展的思路和脈絡,以便尋找原因。在漫長的語文學譯學范式中,翻譯批評沒有出現過危機,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譯學研究中也沒有出現 過,只是在解構主義譯學范式中才出現了這種危機。我們注意到,前兩個研究范式中,人們在進行翻譯批評時,總是有所遵循和依靠的中心,使人們有一種依托感。如在語文學范式中,作者原意就有絕對的權威性,無論是最早的經書翻譯(如圣經和佛經)中“神”的旨意,還是后來的“圣人之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是后來的普通作者,他們的原意也是譯者和批評家所努力追尋的終極目標。譯者與批評者都努力發掘有關作者的情況,從他們自述性的自傳,到友朋之間往來的書簡,言談筆錄,生平經歷,及時代背景等,都可以成為譯者所參照或批評者所依據的權威材料和有力武器,對此無人持有異議。 因此,作者主體的思想研究、生平研究、環境研究都成了翻譯批評的內容,形成了索隱式的批評。自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研究方法進入譯學之后,譯學研究中,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代替了語文學范式,作 者主體的權威地位禪讓給語言和文本的規律性這一客體權威,從此,語言轉換規律和文本內部的構成規律又成了人們在進行翻譯批評時的依靠和依據。這種權威更具明確表征,確定意義的決定性地位,對于批評者來說,這種客體權威更具有說服力,也更具客觀性。因為作者主體總是具有“不在場性”,是缺席者,他的原意往往帶有考據性和推斷性,因此也會受到不同意見的質疑。可是文本與語言的規律卻總是在場的與公開的和公認的,從而使批評的客觀性大大增強,因此,翻譯批評在這次范式更替后不但沒有出現危機,反而增強了信心,有了更具客觀性的依據。這種思想在翻譯界一度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在哲學的語言論轉向的第一種思潮影響下(語言論轉向中有三種主要思潮,第一是分析哲學,第二是存在主義,第三是詮釋哲學)。我們知道,哲學的語言論轉向是在認識論哲學基礎上的發展。 當哲學家們意識到認識中的一些問題實際上是語言的問題時,便把 研究的重點轉到語言上,最先開始對語言關注的是分析語言學派。 這一派觀點認為哲學的任務是對科學語言作邏輯分析,它強調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主要是分析語言的形式和意義方面,從而語形分析與語義分析成為語言研究的主要方法,這對譯學影響很大,一時間,結構對比與分析、語義對比與分析、語篇対比與分析幾乎成了翻譯批評的主流。但是這仍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看問題方式,所以哲學界把 這種思潮稱之為新實證性主義,這種思維方式并沒有給傳統翻譯批評帶來顛覆性威脅反而讓批評者增強了信心,因為語言分析增強了語言的工具性。

讓翻譯批評出現危機的是語言論轉向的另一股思潮,即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綜合派,它不同于分析派,它主張對語言進行邏輯綜合,把語言同人的存在放在一起考慮,其代表人物海德格爾的一貫思想是“語言的命運奠基于一個民族對存在的當下牽連之中,所以,存在問題將把我們最內在地牽引到語言問題中去”[陳嘉映,15303 - 304]。他的觀點是完全不同于把語言作為工具的分析學派的,而是把語言看成是存在的家,人也是棲居于語言之中的。這一思潮徹底改變了人們對語言的傳統看法,因此也帶來相應觀念的變化,但是更直接影響翻譯研究、動搖傳統觀念的是在這兩種思潮之后的第三種哲學思潮——檢釋哲學,其代表人物是伽達默爾和德里達。德里達用文字學的理論來顛覆語音中心主義,他認為傳統形而上學的致命缺陷是假定了意義的先驗在場,規定了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系,而這種形而上學在語言中就表現為語音中心論,因為語音中心論意味著言說者的在場性(也即作者的在場),他具有權威性,是不可以被誤解的,從而就封閉了向一切可能方向的延異和播散,而文字符號則不然,一旦形成文宇書寫形式,言說者就隱退了(如說“作者死了” ), 權威不復存在,這樣語言的能指符號才能從所指的規定中解放出來,從而提髙了文本的地位。他認為,文本無作者(即沒有作為中心主體的作者)就沒有先驗的意義,這樣才能使讀者發揮其能動性與創造性去同文本對話,德里達髙揚文本地位旨在讓語言淹沒主體,讓延異顛覆在場者和他的支配地位,讓意義成為在讀者以其經驗性的前理解視域與文本視域交融中生成。在這方面伽達默爾的思想與之一致,他們視域融合的理論成為詮釋哲學的核心性理論,他們的這些思想使得原來以作者原意為中心的語文學范式批評與以文本語言規律性為中心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翻譯批評均失去了依靠。代之而起的是對文本外部因素的關注,如譯者目的性的功能批評,意識形態批評,權力話語批評及文化批評等等。一句話,翻譯批評從文本內部走出來,進入了對文本形成的過程的思考,是對隱在文本形成背后的力量的批評。而這些批評顯然不是原來翻譯批評的內容,也不能依靠翻譯理論或語言學理論為指導進行。它成了對翻譯批評的一種批評,因此帶上了元批評性質。

而這種批評性質的轉變在習慣于傳統思維方式人的心理是一個極大的沖擊,認為這樣一來,翻譯就無法進行“客觀”的批評了,翻譯標準也無法制定了,因此必然導致翻譯批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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